近日，某明星的私生活再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種種吃瓜黑料層出不窮，引發網友熱議。有知情人士透露，背后隱藏著復雜的關系網和不為人知的故事。此事件的曝光，似乎不僅揭示了表面光鮮的背后真相，也讓我們對娛樂圈的潛規則有了更深的思考。雖然網絡上的言論眾說紛紜，但真相究竟如何，仍需理性看待。

你每日的手機運用時刻是多少？越來越多的人手機運用時長日均8小時以上——這適當于一份全職關懷的日均時長。

或許就如唐娜·哈拉維在20世紀80年代所評論的“賽博格”，當下的消耗現已完全成為某種肉體與機器的混合體。怎么面臨這一簇新的情況與境況？這成為日子在當下的消耗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其間，青少年的手機成癮問題尤為杰出。假如消耗想了解當下青少年與手機之間的密切聯絡，或許泰劇《指尖浪漫》（2025）展示的情形適當貼題。它以機靈的編排、風趣的故事以及動聽的情感展示著“Z代代”（Gen Z，出世于1995年之后）的芳華日子、愛情與閱歷，其日常日子中最重要的中心就是智能手機、各類交際渠道與互聯網。

通過這部劇消耗就能發現，這些技能與設備是怎么改動與重組青少年的生長、日子與觀念的，而且還會完全地意識到，這些機器與軟件早現已成為消耗身體的一部分。

這也恰恰是美國社會心思學家喬納森·海特《焦慮的一代》的中心議題。

撰文｜宋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具身與虛擬。

從《焦慮的一代》這個書名中，海特現已告知了自己的查詢與定論，即在手機、交際軟件與互聯網中生長的今世青少年遍及面臨焦慮與郁悶癥等心思問題，而且以女孩居多，而男孩則大都遭受孤單的境況。

構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在海特看來首要有二：首要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端，英語國家的爸爸媽媽們“好意辦壞事式的過度保護，以及約束孩子在實際國際中的自主權”；除此之外，關于今世通訊與網絡設備之飛速發展以及對兒童影響了解的有限，導致爸爸媽媽們關于孩子在虛擬國際中的行為保護缺少。正是這一實際國際過度保護，虛擬國際保護缺少的兩層問題下，導致“Z代代”青少年心思與精力癥狀在當下迸發。

《焦慮的一代》，[美]喬納森·海特著，趙學坤 譯，彭凱平 審定，湛廬文明｜良久紡織出版社，2025年3月。

海特把“Z代代”青少年的幼年稱作“手機式幼年”（phone-based childhood），以差異于傳統的“游玩式幼年”（play-based childhood）。意圖便在于凸顯出智能手機關于當下的青少年而言，現已成為他們日子中必不行少的日子東西，或許更精確地說，是一種“存在論式的”東西，而差異于傳統消耗對東西的實用主義或意圖論的界說。關于科技哲學家斯蒂格勒而言，東西恰恰是人類存在的本體結構，無論是人類通過東西以發生關于國際的了解與認知，仍是通過運用東西來發明出一個適合人類寓居與日子的國際，東西和人類是內涵的共生。而消耗的身體本身就是“東西”，但它多出了某些東西。盡管人類之后發明的許多東西大都被看作是對消耗特定身體功用的延伸或加強，但很明顯，東西本身還無法脫離它得以發生的國際，或本身發明一個國際，但它與運用者——人類——之間的張力卻一直存在。如莊子很早就意識到，東西（“機械”）的運用或許使人發生“機心”，然后構成人的“純白不備”，或許用之后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即人的異化。

人的異化明顯不是從手機的運用開端的，但在海特看來，伴隨著手機逐步成為孩子幼年生長中首要的運用與依靠東西，一種明顯的改動或說是異化便發生了。首要是“他者”形象的改動，即從傳統的伙伴或爸爸媽媽轉向無生命的手機機器，這也便意味著為個別“自我”之建構供給認同的機制發生改動。在海特看來，這一改動首要是相關于他所謂的“游玩式幼年”而言的。“幼年的使命就是玩”，尤其是自在的游玩，即“由參與者自己來挑選項目和主導進程，尋求的是游玩本身的趣味，而不是被別人控制著，去完成其他的方針或作用”。而抱負的游玩方法是“一群混齡的孩子在戶外任意瘋玩，這種玩法最健康堅守，且最有作用”。

消耗發現，海特關于幼年的使命以及自在游玩的了解中存在著張力，即一方面自在游玩意味著游玩本身即意圖，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斷地著重這種“無意圖”的游玩或許發生的一系列能夠被預期的作用，如讓“參與者學會克己，能控制住自己心里的蠻橫和專斷，并與別人樹立安定的合作聯絡”。海特明確指出，在任意瘋玩時“不要懼怕磕碰或摔跤，傷痕和眼淚也是生長的教具，它們讓孩子學會保護自己，照料別人”。消耗應該留意，這兒的“自在游玩”界說以及成效展示出明顯的傳統男性特征。很明顯，在海特這些社會心思學家看來，幼年的自在游玩關于兒童未來性情的刻畫、與別人和國際的往來都有著重要影響，而其間心便在于一種具身（embodied）的日子感與在世感，海特稱其為“具身交際”（embodied social）。

虛擬的機器之眼。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日子在國際中”意味著（一）供認人類的復多性，即消耗總是與別人共同日子在這個（this）國際中，因而這兒不會存在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式的孤絕且關閉的主體，消耗總是在別人的目光中閃現，即取得認同；（二）需求保護“國際”的持存，即這個國際在消耗出世之前就現已存在，在消耗消失之后它還會存在，恰恰是“國際”的存在，為人類層出不窮的代際日子和舉動供給了保證與或許。而這也正是為什么海特著重孩子幼年“自在游玩”的重要性，它的集體性與具身性使得孩子能夠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實在國際中的方位與形象，在小伙伴的目光中，他們得以閃現，取得認同，而由智能手機、交際媒體以及互聯網所發明出的虛擬國際恰恰抹掉了這些具身的閱歷，而且難以供給實在的認同，由此轉向一種虛擬的存在，而這明顯與人類的具身性構成抵觸：人是無法作為虛擬/觀念/精力/心靈而活著的。

海特在書中對“實際國際”與“虛擬國際”進行了界說，前者的典型特征是：具身性；實時性（synchronous）；個別性（particular）與社群性（community）；而“虛擬國際”的特征恰恰與其敵對，它首要對錯具身性（disembodied）與非實時性（asynchronous）的，而且溝通與溝通也缺少傳統的1對1或一對少量幾人的集體性，而是出現出一種一對多的虛擬溝通形式，終究就是虛擬國際中的社群本身不只結構松懈與暫時，而且缺少準入與退出門檻（在海特看來，高門檻是傳統社群/共同體的重要特征），然后導致網絡社群缺少實際國際中不同安排與共同體的鞏固性，即其物質性的安穩才干供給集體日子所需求的空間保證。而這恰恰是“Z代代”的“手機式幼年”開端培養的人生觀與國際觀，青少年逐步損失與缺少身體感（bodliy sesation）與“國際感”（worldness），然后構成他們本身的割裂，被具身性的日子與虛擬國際拉扯。而這也正是海特的發現，“手機式幼年”逐步讓孩子在“心思上變得不健康，在交際上變得孤立無助，并感到極度不高興”。

《指尖浪漫》劇照。

海特以為“Z代代”孩子的“手機式幼年”會構成四種首要的身體損害，分別是：社會掠奪（social deprivation）、睡覺掠奪（sleep deprivation）、留意力碎片（attention fragmentation）與成癮（addiction）。而在其與格雷格·盧金諾夫合著的《嬌慣的心靈》中，他們也指出伴隨著“手機式幼年”而長成的青少年與大學生們逐步會墮入歪曲的思想形式，其首要特征有：災禍化思想（cstastrophizing）、兩極化思想（black-and-white thinking）和心情化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等。這些典型的身體癥狀與思想形式消耗并不生疏，它在當下的網絡日子中無處不在，從“飯圈”斗法到各類告發，從對社會新聞非此即彼的態度爭論到對詳細問題的心情化爭持……人們逐步意識到，網絡國際的非理性化與心情化，每個人都在本身的同溫層或意識形態中自說自話，溝通與評論——（一）具有必定標準、要求和程序，即理性對話；（二）尊重別人且傾聽別人的定見，尤其是不同或敵對的觀念——開端變得困難。

在很大程度上，消耗的確能在海特所研討的“手機式幼年”構成的損害中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即無生命的手機以及虛擬網絡看似能夠供給定見或認同，但它一直是無法溝通的——即便當下很火的AI對話，實則也不過是特定程序的規定性產品——與其說消耗是通過交際媒體與網絡與別人進行對話，實則一直僅僅是自我的內循環，即一種無別人存在的孤單且往往僅有自我國際。由此它也會發生悖論式的境況：即自戀又自傷，而依據日本精力分析家齋藤環的觀念，“自傷式自戀”正是當下個別最遍及的精力癥狀。

伴隨著手機成為消耗身體上的“新器官”，消耗與它的溝通和聯絡一方面開端占用很多時刻，無論是刷手機視頻、閱讀交際媒體、關懷仍是文娛等，另一方面也使得交際——尤其是與朋友、伴侶和家人——活動開端縮水。盡管消耗仍舊在各類app中與朋友談天，但面臨面的直接性現已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手機屏幕，而這兩者關于人類的存在而言明顯是含義不同的。消耗在機器之眼中僅僅千人一面的數據單位（unit），遍及而缺少任何特性，而且它不只不會為消耗的存在供給任何閃現的時機，反而會以一種虛偽的出現——在各類app和交際媒體上發朋友圈、自拍照和帖子——來奪取消耗的具身性。在網絡中，運用者僅僅各種無面孔的數據流，它不知道消耗是誰，但會模仿一種虛擬的認同——通過各種點贊、轉發與共享功用。齋藤環稱它為量的累積，由于它很難對個別發生實在且活躍的影響，反而會導致由于沉浸于點贊和流量而發生焦慮與郁悶。在《指尖浪漫》中，一個做網紅的男孩便由于憂慮每一條新視頻的流量欠好而格外焦慮，并因而影響到他與朋友們的聯絡與日子。在網絡國際中的虛擬認同、無止盡的數據勞作以及巴望由此取得的流量與重視，導致當下年輕人的心思與精力壓力暴增。

《指尖浪漫》劇照。

機器之眼無法供給人類存在所需求的認同，即便轉發或點贊過千萬，那也一直僅僅不行見的數據流，其間缺少具身性的感覺與情感，而恰恰是后者使得人類能夠感知到本身的存在。這兒其實觸及一個典型的現代性情況，即中介的遍及化，一種“面臨面”（vis-à-vis）的直接性被手機界面所堵截與移用，就恰似19世紀前期資本主義中的人與本身勞作的別離，即由于錢銀作為一種中介刺進其間，然后導致異化的發生。今世由科技所發明的虛擬國際明顯是一種既大型全面又纖細到無孔不入的“中介”，它插在消耗與朋友的往來中、消耗與關懷的聯絡中，以及消耗與國際的結構中。就如海特所說的，“許多兒童和青少年很愿意待在家里享用線上國際的夸姣，但他們失去了用雙腳丈量土地、與人往來的時機，這些體會對一切哺乳動物的生長都有著重大含義”。消耗不再是具身性的交際、日子與感觸，而是通過手機去了解別人、國際與遠方，現在人們乃至開端向AI問詢本身的心情、苦惱與焦慮。“聯絡”不再是實在的、互相的，而僅僅一種惡性的單向內循環，個別終究沉溺在虛偽的自我與虛擬的機器之眼中，了無生機。

焦慮郁悶與手機成癮。

焦慮和郁悶癥在今世青少年集體中的遍及迸發，或許與他們所在的這樣一種“虛擬國際”所刻畫的認知、日子方法與情感力的干涸休戚相關。點贊帶來的認同為什么仍舊無法勸慰個別的心靈？為什么在交際媒體上與朋友們的談天終究仍舊會覺得孤單？在這個看似神秘莫測且自在的網絡國際中，生疏人的目光與聲響意味著什么？在海特看來，男女青少年因其性別差異往往會遭受不同的境況。

海特指出，女孩們更喜愛圖片類的渠道，像Instagram（或許“小紅書”），而男孩們則喜愛各類視頻與游戲網站。在一份2017年英國的查詢研討中，查詢者讓青少年點評干流交際媒體渠道對他們身心狀態的影響，包含焦慮、孤單感、身體形象和睡覺等方面，成果發現Instagram（相片墻）的影響最惡劣，Snapchat（閃聊，色拉布）緊隨其后，只要YouTube（油管，視頻渠道）總體上取得了正面點評。而無論是Instagram仍是Snapchat都是當下青少年最常運用的圖片與交際軟件，各類通過精修美圖的自拍照、景色照、旅行照以及對特定日子形象的全方面展示，使得它們成為一個樹立在虛擬和美圖上的“他者”國際，人們通過這一中介來竊視與幻想別人的日子，由此往往會構成因比照而發生的焦慮與苦楚。就如消耗了解的“小紅書”檔次/風格，它不展示實在，而是通過美圖精修過的幻想性虛擬，看似琳瑯滿目、活色生香，實則千人一面、缺少新意，就連俊男美人的本來生動的面孔都開端走向同質化。

海特在追尋為什么這些交際媒體與網絡國際會對女孩構成更大的損傷時，他盡管羅列了幾條詳細的原因，如“女孩更在乎與別人的比較，且更尋求完美主義”“女孩的攻擊性多針對人際聯絡”等，但根本原因實則是，“在虛擬網絡中，女孩們所閱歷的社會比較是人類進化過程中閱歷的社會比較的數百倍”，即社會中存在的性別成見與污名在網絡中會被成倍地擴展，由此導致女人在其間遭到的損傷會更頻頻。這與女孩是否更在乎與別人比較，或尋求完美主義無關，而是這一看似自在且民主的虛擬國際本身就仿制乃至擴大了社會中的“厭女”結構：關于女人的表面評判與要求、對女人心情化的指控以及各種性騷擾與性污名……。

因而海特在這兒的查詢是舍本求末，他預設了一種青少年女孩的“實質性”心思，而忽視了實則是特定的社會性別文明在刻畫著女孩們的境況。而且差異于具有必定社會閱歷與承受力的成年人，她們或許承擔著更大的性別文明壓力。尤其是網絡的匿名性，導致一些人毫無忌憚地擴大本身的成見與陰惡，由此導致網絡暴力隨時會呈指數級上升，然后構成巨大的損傷。在英劇《混沌少年時》中，網絡霸凌便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人物。

《混沌少年時》劇照。

關于青少年而言，他們正處在一個巴望融入集體與被伙伴認可的生長階段，而網絡會大大地添加傳統學校霸凌中的許多結構性問題，然后導致或人被完全孤立，不只在實際國際中，也在虛擬國際無處安身。因而男孩們在網絡中遭受的首要問題就是孤單，至于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海特的解說樹立在一種男女敵對的二元形式上，他以為從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端，“美國青少年男孩的思想形式……開端向女孩的形式挨近”，即“之前男孩的認知和行為更偏外化，女孩更多地表現為內化，現在消耗都更傾向于內化了……男孩也開端討厭危險了”，以及“男孩一旦具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機，就會跟女孩組成，把交際日子轉移到網上，心思健康情況也隨之崩壞”。

在這兒，海特關于性別準則以及結構的兩性氣質的了解非常刻板。如上所說，他預設了存在某種“實質”的男孩與女孩思想、行為與情感形式，而且在有意無意之間對其進行了價值排序，即“男孩的”形式好像更具生機與發明力，而伴隨著“手機式幼年”所重構的青少年日子，逐步導致男孩“女孩化”。海特在這兒悄然無聲地把今世由手機與互聯網所發生的許多問題，尤其是對青少年行為、思想和情感的壞影響與傳統“女孩的”性別氣質與形式聯絡在一同，背面潛藏的正是一種典型的“厭女”心思與邏輯。

這一潛在的邏輯簡直貫穿全書，例如消耗能夠在他評論的“游玩式幼年”中看到，尤其是對“自在游玩”的詮釋與描繪樹立在一種明顯的二元敵對性別邏輯上。海特關于“自在游玩”的界說完全是“男性化”的：揭露、磕碰與勇氣，是傳統建構干流男性氣質的重要元素。由此消耗也就能更好地了解，當他不斷地著重具身交際、獨立的質量、冒險以及與別人的聯絡時，實則一直籠罩著一層激烈的“男性化”特質，由此也就導致他簡直下意識地把今世手機與網絡對青少年的各種影響賦予了一種“女人化”的特征，如“家里蹲”、缺少與別人面臨面的交際、轉向內涵以及不愿意冒險等。盡管海特指出，沉溺于網絡國際中的男孩和女孩終究都會因“失范”而導致本身處于失望與虛無的境況之中，但消耗仍是不能忽視他對“游玩式幼年”、“手機式幼年”以及芳華期的男孩女孩遭受網絡問題評論中所躲藏的性別意識形態。

《指尖浪漫》劇照。

在某種程度上，今世人關于手機與網絡的沉浸好像與西方傳統的“深思日子”的塵俗閱歷具有必定的相似性。“深思日子”往往是內涵且阻隔于世的，在深思中，深思者忘記了自己的身體，在考慮中與自己對話，扔掉了國際，阿倫特以為他們處于“nowhere”。而對虛擬國際的沉浸好像也在不斷地忘記消耗的身體，以及具身性的存在實際，盡管在網絡中與無數人對話和往來，但一直僅僅同質的數據流。比較于虛擬國際，實際國際好像愈加不勝，而與別人面臨面往來所需求投入的情感與身體精力，也逐步被以為是某種人力資本而開端被消耗有意識地核算，然后忽視了恰恰是在與別人的往來中，消耗的生機才干被激起。“家里蹲”玩手機恰恰會對個別的內涵性與生機構成某種實質性的損傷，乃至不再是“我與我本身的對話”，而是“我與機器的”虛偽聯合。

海特在書的終究提出了詳細的關于“手機式幼年”的應對方法，意圖便在于期望能讓兒童們再次進入“實際國際”，以一種直接的、具身的存在方法日子在這個國際上。阿倫特稱其為“愛這個國際”，她的意思是，只要日子在人群之中、與自己的小伙伴們一同舉動，消耗的故事才干開端。

人不是一種資源，也不是孤絕的單子，更不是網絡國際中的數據流。當消耗沉浸于屏幕、吞沒于機器之眼時，消耗自己或許不知道（know），但消耗的身體能感覺（feel）到，終究，它會以各種心思與精力的癥狀迸發，要求消耗的傾聽與關懷。

撰文/宋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修改/逛逛。

校正/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