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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耕原。
從古迄今，確定杜甫思維歸于儒家，是一個抽象含糊的說法。一部杜詩，杜甫一直重復以儒家自居，常常自稱儒生、小儒、老儒、腐儒，別的還有世儒、先儒、儒術、儒家、儒門、儒素、儒冠、儒流、儒衣等，品種極多。聽說杜詩“儒”字用了五十屢次，這確實是一道張揚自我隸屬的特別“風景線”。他曾不無自傲地以祖輩“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為家庭傳統。又加上自傲極高，開口致君堯舜，高自比較稷契，看來是不折不扣的儒家了。
《杜詩綜論》 魏耕原 著 商務印書館。
。今人著重杜甫“在儒家界內”。
但是前人很少明白地說杜甫是儒家，所謂“少陵終身卻只在儒家界內”，也僅僅為了與李白“早好縱橫，晚學黃老”有個比較。著重杜甫為儒家，卻是今天論者所必言之。
比方下面的結論：“他終身謹記且視為安居樂業之所的則是儒家思維，是以孔孟之道為中心的前期儒家思維。孔、孟所關懷的是人世而不是彼界，是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而不是世界的本體，所以孔孟之道在本質上是關于立身處世的人生哲學，這也便是杜甫世界觀的中心。”“他關于人生抱有堅決的信仰，并且把安邦濟民視為自己的任務。”“杜甫所以自比稷契，志在全國，最底子的原因是他的思維浸透著儒家的仁慈精力……從愛本身動身，通過愛親人的中介，最終抵達博愛世人的方針，這種愛是人們樂于承受、易于實施的，它絕不是強制性的道德規范，更不是對天國入場券的預付，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一般而又真摯的情感活動。”“杜甫具有激烈的忠君認識……是與愛國愛民思維嚴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有時乃至是二位一體……忠君的意圖是實施仁政……因而對無道之君能予以批評。前者是杜甫等同于一般的封建士大夫之處，后者才是杜甫的共同思維面貌。”還有結論指出“杜甫致君堯舜的政治抱負”的內在：一是君臣修德，君要長于納諫；二是削減戰役；三是薄賦輕徭，以儉德治國。至于憂國憂民的“憂患認識既來源于孔、孟思維體系，也來源于屈、賈的文學傳統。這種憂患認識與對國家、公民的責任感是相得益彰、融為一體的……原本消沉壓抑的憂患認識已提高成為一種十分活躍、十分堅毅的精力力量”。
這是迄今為止，頗能代表學界一致的觀念，觸及的維度也比較全面。從哲學觀念、人生信仰、仁慈精力、政治抱負、政治器識、憂患認識等視點，進行了具體評論。
。以民為本是杜詩里動聽的光榮。
先秦前期的儒家思維，具有開展的動態性。孔、孟、荀三家別離標志儒家思維由開創到開展乃至融匯別家成分，構成三個不同階段。尤其是孔子與孟子常常作為儒家的威望代表，定位在傳統的觀念與思維中，而封建社會上層往往推廣的是荀子禮與法兼濟的政治思維，并且影響深遠。然杜甫與荀學無關。孟子對孔子的仁學有承繼，而由此推展出尚義思維，仁是講本身的涵養，義則是針對人與人之聯絡，包含君與臣的聯絡，以及取予、生死等。孟子由此提出幾種重要觀念：其一，人性本善，應有悲天憫人，建議己溺人溺、老吾老與幼吾幼的推己及人精力，即民本思維；其二，復由民為本動身，提出“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的相等觀念；其三，對立爭城爭地以戰；其四，要求民有田可耕，國家輕賦薄稅；其五，養浩然之氣，敢當平治全國之大任。以上五端，杜甫均與之休戚相關，并且在他的詩里得以全面的表現。孟子思維最為中心的是以民為本，這在杜詩里也相同開放出動聽的光榮。
孔子的思維中心是仁，仁者愛人，杜甫原本亦與之附近，并不相悖。但孔子求仁的意圖是復禮，保持周公所擬定的等級制度，這就與杜甫有了必定的間隔。作為寒士的杜甫在天寶泰平年代備受上層社會冷酷，在今后的喪亂中又備嘗流離之苦，所以對以康復禮制為終極意圖的孔子就難免敬而遠之，天然就疏遠起來。他在困守長安的第十個年初，即天寶十四年（755年）44歲時，“殘杯與冷炙”也嘗夠了，“處處潛悲辛”也閱歷夠了。他在《醉時歌》里說，相如滌器與揚雄投閣成為士人遍及的社會現象，而不甘心“餓死填溝壑”，呼叫：“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土！”這當然出于“儒冠多誤身”的怨言，歸于“醉時”的狂言，并非是對孔子與儒術的否定，然從憤激語中多少也看出他對孔子并不那么接近與熱心。雖然在臨逝之年看到偏遠小縣興修孔廟新書院，認為是小邑倡大義，快樂地說“周室宜中興，孔門應未棄”，實踐是出于“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的慨嘆。
。“朱門酒肉”等語可稱詩史。
關于歸于“孔門”的孟子，杜甫是感到親熱的。他最尖利而深入的話，恐怕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當然是對大唐帝國奢華迂腐所形成的貧富懸殊備至的實際的揭穿，但是其思維根源乃至措詞都源于孟子。
《孟子·梁惠王上》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為民父母，行政，難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這段話的前五句，又在《滕文公下》中呈現過一次，這是孟子民本思維的名言。在《梁惠王下》里孟子也說過相同的話：“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還在《公孫丑下》說過附近的話。如果把杜詩與此對照，二者間的聯絡是顯而易見的。“樂動殷膠葛”，杜甫路經驪山聽到皇家樂團震天價響的演奏，便幻想到玄宗與他的奢華集團，在進餐時“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又看著“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這樣近乎裸體的舞蹈。他自己凍得“指直不得結”，通過“蹴蹋崖谷滑”，怎能不對“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的豪貴們予以斥責、加以撻伐呢？并且“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偌大京華，其時世界第一大都市住不下他家幾口人！何況在“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匆促”時，他的“幼子餓已卒”！他自己雖還享有“生常免租稅，名不隸討伐”的特權，卻已被擠入“凍死骨”的底層。直到逝世前一年，他還在《歲晏行》里說“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為小民不得其生而呼叫。
孟子肥肉餓莩之論對后世影響甚巨。《漢書·貢禹傳》謂貢上書元帝：“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王者授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鹽鐵論·園池》：“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揚雄《太仆箴》說：“廄多肥馬，野有餓殕。”以上均本于孟子名言。王孫子《新書》：“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行食，樽酒敗不行飲，而全軍之士皆有饑色。’”杜甫身處饑寒之中，對孟子之語感同身受，且如王嗣奭所言：“朱門酒肉等語，皆道其實，故稱詩史。”又謂，“自傷其窮。”故其成為千古名言，乃至超越孟子。
（作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原博士生導師）。
